回忆恩师欧阳竟无大师的几件事

　　田光烈

　　一、大师要我参加一九四三年的人日大会

　　一九四○年,我在家乡贵州省遵义市当排军乡村小学校长半年。接到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总务长黄艮庸来信,邀请我去四川古蔺,同梁先生的学生潘崇理合办勉仁小学。

　　这时,我母亲患肠胃病,腹泻未愈。我本应该随侍床褥,不应离去。母亲说:“你二哥懂医,我的病他会治。算八字,你在外面才会有发展,你去吧!”老人家自己不顾,顾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的话,使我肝肠寸断!

　　在古蔺数月,第二年(一九四一年)正月初九日辰时,母亲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噩耗传来,遂由四川返遵义奔丧,葬母亲毕仍回古蔺。

　　抗日战争开始,支那内学院从南京迁到四川江津,设支那内学院蜀院,继续刻经讲学。

　　在建设支那内学院蜀院的过程中,曾得到当地士绅邓蟾秋、张茂芹二人的捐助。邓蟾秋先生出资千金,助成大师重建内学院;张茂芹先生兄弟捐出土地作为内学院蜀院院址。四川名流赵尧先生还特自作诗寄呈大师表示欢迎。大师和诗一首云:

　　地覆天翻日,腐儒入蜀来;人皆嗤大道,公独筑高台。

　　风骨弥千载,云英奏九垓;却惭曾子固,三径枉陶开。

　　母亲病故后,我百念俱灰。学佛之心益切。每月所得薪金,除留简单伙食费外,全部汇内学院蜀院,购请佛经钻研。并开始写《唯识纲要》。

　　在写作过程中,由浙江大学教授李源澄(当时浙江大学迁到遵义避难)介绍巨赞法师(欧阳大师的弟子)联系切磋。黄艮庸又介绍我向熊十力先生请教。

　　一九四二年,书写完后遂寄江津呈欧阳大师请益。大师来函,许可我参加明年(一九四三年)正月七日的人日大会。寒假遂挈学生曾庆昌等谒见大师于江津内学院蜀院,并获大师教诲十余日。

　　抗日战争期间,内学院院友星散于各地,参加人日大会的只有陈铭枢、程时中、印佛、法雨等人……。

　　人日大会后,我仍然回古蔺工作。该年春,得先大师吕澄(秋逸)先生信云:竟无大师示寂(吕先生摄理院长),你是大师的最后一个弟子,同意你来内院学习。当年暑假,我便辞去古蔺教职,到江津进内学院蜀院。

　　自一九二九年十八岁开始向往内学院以来,整整十四年,方得遂多年心愿。

　　以农历正月初七为人日,虽然是中国古人的规定,但在竟无大师的思想里却另有深刻的含义。

　　支那内学院以四语作院训:曰师、曰悲、曰教、曰戒。大师在释师第四《师道》中有云:“师体曰慧,所谓知见;师道曰悲,所谓为人之学。……是故学亦是为人之学,教亦是为人之教,师亦是为人之师。”这说明了大师为什么重视“人日”的道理。他说学是为人,教是为人,当老师也是为人。与人相对者为己,学、教、师一切都是为人,而不是为己。

　　大师在《夏声说》里又说:“人必有所以为人,然后能人。然后谓之曰人。人之所以为人者,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上面讲学习也好,教人也好,当老师也好,一切都是为人,而不是为己。这里讲一个人要有恻隐、羞恶、是非之心才算是人,如无这样的心便不是人。有恻隐、羞恶、是非之心的人当然都是为人而不是为己。

　　有时大师又说:“仁者人也,仁爱结撰之谓人”[欧阳竟无:《复张溥泉》]。人与仁为同义异语。所谓“自”、“即语言心行俱灭之天道”。亦即本心。(《中庸传》里说:“本心之谓自”)。但有“本心”,皆可谓人,“人也者仁也”,“仁者人也”,所谓“依仁游艺”者,即依于“本心”而从事艺术创作也。

　　我们从这些道理中,就可以体会大师为什么重视人日(农历正月初七),而每年选在人日开院会。

　　二、大师对法宝的敬重和关注

　　佛、法、僧三宝,法宝为三宝之一。诸佛所说之妙法义理珍重如世之财宝,故云法宝。

　　《维摩诘经·佛国品》云:“集重法宝如法导师”。

　　《法华经·五百弟子品》云:“供养诸如来,护持法宝藏”。

　　法宝摄无量之法财,故云“法宝藏”。

　　今日我们所知道的佛经,来之不易。是经过佛弟子多次辛劳所取得的光辉灿烂的硕果。

　　佛灭后,诸弟子相会,为防止异见邪说,诵佛陀之说法,举各自所闻确实者结合集成之,为大小乘经典。第一为小乘经之结集,第二为大乘经之结集,第三为秘密藏之结集。

　　佛经是佛教教法义理赖以流传的载体,至关重要。所以大师以讲学与刻经并重。抗战期间,虽颠沛流离,依然刻经流通不辍。不但如此,大师对其他寺院所保存的佛经也很关心,大师写给徐森玉的信中就谈到:

　　南京古林寺有《龙藏》一部,内缺一百余册,不识此项板片归谁所管,能否开刷补缺(开刷用何手续,回示务详)。

　　下面我们还必须了解信中提到的徐森玉其人和南京古林寺的情况。

　　徐森玉(一八八一——一九七一)中国目录版本、文物鉴别学家。名鸿宝、浙江湖州人。清末山西大学堂毕业。历任奉天测图局长、学部图书局编译员、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合众图书馆常务董事等。建国后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辞海》906页]

　　南京古林寺建于梁,当时称观音庵,南宋时称古林五庵,明代改庵为寺,成为南京城西巨刹,毁于清。一九八一年,政府在古林寺的废墟上改建为古林公园,占地22.7顷,园内岗峦起伏,花木扶疏。有牡丹园、芍药园、月季园、杜鹃坡、梅花岭等景区,花落花开,四季留香。

　　三、大师与著名诗人陈散原先生的交往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老伴米宝淑和长子田景华都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去参加校庆活动回来,得到各种礼品,其中还有一张南大历任校长像。有一张像是一九○二年陈三立任三江师范(南大前身)学堂总稽查(即校长)的。陈三立何许人也?原来陈三立(一八五二——一九三七)字伯严,室名散原精舍,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是国际上都有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画家陈衡恪的父亲。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曾参加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所作诗也表现了他的政治态度,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及《散原精舍文集》等。

　　陈先生与竟无大师交谊很深,在南京常相过从。有一次,陈先生要到北平去,因车子出问题,没有去成。竟无大师的诗里有“神工鬼使滞征辕”的诗句,就是讲的此事。正好竟无大师要写《大涅槃经》序。在南京应酬很多,不便写。遂约陈先生一道去江西庐山避暑,顺便写《大涅槃经》序。

　　到庐山住黄龙寺,寺外有两棵大树,人称宝树,相传是晋代寺僧种植的,有一千多年历史,郁郁葱葱、直插云霄,树有几人合抱那样粗。有一次,竟无大师约陈先生去纳凉并参观千年宝树,有关人员也随同去并拍照片。下山后,陈先生还是到北平去了。到北平不久,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日寇长驱直入,八月,北平沦陷,津沽失守,诗人陈散原忧愤绝食殉国,大师作挽联云:

　　浩气已无前,何不忍死须臾,看俨狁于襄,匈奴就灭;

　　危邦宁可入,久矣安心解脱,便维摩示病,彭泽停杯。

　　从联语的上联来看,战争一开始,虽然北平沦陷,津沽失守,而大师却坚信抗战必胜,中国必强。大师说:“虏强我弱时也;神明之胄必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万古而不移也”[欧阳竟无:《心史叙》]。

　　从联语的下联来看,大师对陈先生推崇备至,甚至以维摩居士和不屑为彭泽令的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相比。

　　大师鄙视并谴责那种“徒眩人、不信自,慑习而无气”(同上)的人。弱国何以能战胜强国,羸劣的武器何以能战胜精良的武器,所恃者惟“不受尔汝之气”而已。中国抗战能持久,能胜利,全靠此气。整军兴武,全民皆兵,加强国防,同仇敌忾,一切准备,无非为振作此气。大师说:“迨天之未阴雨绸谬牖户,谁敢侮予,今则流血百万,惨不可言矣。……绸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气,作气在观感而愤徘”[欧阳竟无:《毛诗课叙》]。大师确认:“国之强也,气之炽也,国之亡也,气之馁也”[欧阳修竟无:《诗词品甲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师选刻《词品甲》、《毛诗课》、郑所南《心史》,出版所书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无非“要此锥心刻骨之事常目在之”而启发人们至大至刚、谁敢侮予的浩然之气。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大师号召青年“执干戈以卫社稷”,发扬中国人至大至刚“不受尔汝”的浩然之气。在《赠聚奎学校中华青年救国团》的赠词中大师悲愤激昂地说:“呜呼!日军残暴极矣!三日于兔气食牛,唯尔青年能吞灭之。”三日于兔能食牛,所恃者亦唯至大至刚之“气”而已。大师在书法上主张植基于分篆而充量于商周之钟鼎盘彝者,亦无非为使人“观感而愤徘”,以振其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气也。大师说:

　　嗟乎!河山破碎,强虏纵横,民气不扬,国魂安傅。丰腴柔媚,软骨之鸩,铁石冰霜,强根之锻。要使耳濡目染,意匠心营,无不皆岳峙渊停,而绝尽山温水软,然后斯民浩气,勃然兴而沛然盛也。是故经必《孟子》,史必马迁,文必昌黎,诗必少陵,词必稼轩,而字必分篆者,胥作气之资粮也。[欧阳竟无:《跋龚秋农元明以来书法评传墨迹大观》]。

　　平津沦陷之后,日寇沿津浦路南下,不久打到山东德州;南京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陪都。山东邹平梁漱溟先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只好解散。梁先生后来到重庆创办勉仁书院,继续讲学,熊十力先生也在其中,当时学术界称他们是新儒学大师。

　　建国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代表会。十一月四日,我曾经去拜访过梁先生。在此之前,还与梁先生通过几次信。抗战开始,内学院从南京迁到四川江津设内学院蜀院,继续刻经讲学。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我从山东邹平避难回贵州遵义;当了几年的乡村小学校长,几经周折,方得到内学院蜀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