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三藏虽是印度人，但是他对大乘佛教是很精通的，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成为了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 虽然真谛三藏是四大翻译家之一，但他的翻译之路比并不顺利。师兄可以看看关于佛教四大翻译家之真谛三藏的故事，这样对他会有更多了解。那下面来看看这方面的内容吧!

真谛(公元499~569年)(实际出生日期不明 后人根据年俞五十推算为公元499年 也有其他说法)，印度优禅尼国人，精通大乘佛教。在南北朝梁武帝时，真谛携带大量梵文经典，乘船来到梁都建康，在准备开始译经之时，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他辗转到富春，才开始译经。之后，真谛又多次迁移，虽在兵荒马乱年代，但始终坚持译经，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

真谛始达建康，受到朝廷热情欢迎，梁武帝亲加顶礼，并把他安置在华林园宝云殿供养，准备译经。但就在这年八月，发生了侯景叛乱事件。十月，京城陷落，武帝被囚，士庶奔逃，真谛只得离京避难，朝着东南方向，辗转来到东扬州富春县(今浙江富阳县)，受到县令陆元哲的招待，安排义学名僧宝琼等20余人协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译《十七地论》。由于战乱扩大，只译出5卷就被迫中止。至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已在建康称帝，把真谛请还京城，在台供养。而此年三月侯景兵败东逃，京城一带渐渐安定下来，真谛住进了金陵正观寺。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抓紧时机，与原禅师等20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次年转至建康县(今江苏江宁县南)长凡里一位檀越家中，继续译《金光明经》，共得7卷。其时侯景之乱虽已平息，梁室的内争却方兴未艾，战火仍在蔓延，江淮一带兵荒马乱，饿殍遍地。真谛在京畿呆不下去，只得于承圣三年(554年)南下，二月抵达豫章(今江西南昌)，住宝田寺，接着又到新吴(今江西奉新县西)，在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翻译，一年中译出《弥勒下生经》1卷、《仁王般若经》1卷及《疏》6卷、《中论疏》2卷、《九识义记》2卷、《新金光明经》、《唯识论》及《涅盘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经论。

承圣四年(555年)，真谛来到岭南的始兴郡(今广东韶关市一带)，又因太保萧勃之请，于次年回到岭北的南康郡(今江西赣州市一带)，连年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仍随方翻译和讲说。后来萧勃被杀，真谛再度返回豫章，不久取道临川郡(治今江西南城县东南)，前往荒陬海隅的晋安郡(治今福建晋江)，寄寓于佛力寺。在这段流徙过程中，先后译出《大空论》3卷，《中边分别论》3卷并《疏》3卷，《正论释义》5卷。

当时的晋安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荒凉的地区。但因为真谛的到来，一些义学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追随真谛受业。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一边讲解，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陈永定三年(559年)，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总感到周围的环境，比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并与僧宗、法准、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

逾二载，于文帝天嘉二年(561)离开晋安，乘船至梁安郡(恐系梁化郡之误，梁化郡约当今广东惠州市一带)，天嘉三年(562)九月，译事告一段落，装备了一艘大船，欲返家乡，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漂回广州，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迎住制旨寺，奉请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甚恭。真谛自来中国，飘泊了16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僧人，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恺、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有的是特地从都城渡岭前来广州相从的，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惮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整理成义疏、注记、本记、文义等行世。所以真谛在广州的7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内容虽然很广泛，却以《摄大乘论》为中心，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摄大乘论》正是真谛的专长，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

真谛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核实，把意义吃透了，才动笔成文。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所以他的译文，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有晦涩难解的缺点。

真谛又坚持一边翻译、一边讲解的做法，译经的助手同时又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在他的培养下都成了《摄论》名家。来听他的讲座的还有广州的其他僧、俗多人，经他的教导、熏陶，对《摄论》也都有了甚深的修养。

天嘉四年(563)，他应慧恺、欧阳頠等之请，译讲《大乘唯识论》(即《唯识二十论》)和《摄大乘论》等，五年(564)又译讲《俱舍论》。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先后与真谛同译《摄论》和《俱舍论》，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如果我能更早得到你的帮助翻译经论，那么我的翻译成绩就不致于缺少。尽管如此，译出两论(指《摄论》和《俱舍论》)，词、理圆备，我也死而无憾了!

天康元年(566)二月他应慧恺、僧忍之请，于显明寺重治《俱舍论》译文，再一次阐讲论义。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论》完毕，又为僧宗、法准等再讲《摄大乘论》一遍。二年(568)，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译讲《律二十二明了论》。

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不但帮助真谛译经，还帮助真谛讲经。光大二年(568年)，慧恺代真谛为僧宗、法准、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学士70多人讲《俱舍论》。六月间，真谛有厌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慧恺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着都来劝阻，他还居王园寺。八月，慧恺讲《俱舍》未及半部讲说未完，而得病逝世。真谛非常感伤，抚膺哀痛。他觉得慧恺一死，自己如失左膀右臂，惟恐《摄论》和《俱舍》从此无人弘传，对实现自己的志愿是极大的损失。为了悼念慧恺，也为了激励其余弟子，他召集道尼、智敫等弟子12人，到法准房中，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二论，誓无断绝。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讲到第五《惑品》，终因哀伤过度，发病停讲，至第二年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农历)入寂，终年71岁。

从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来看，他所弘扬的主要是瑜伽学系无著、世亲之学。象《决定藏论》，即是《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的一部分，《三无性论》相当于《显扬圣教论》的《成无性品》，《解节经》勘同《解深密经》的序和《胜义谛相》二品，《转识论》相当于《唯识三十论》，《唯识论》(唐译作《唯识二十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的瑜伽学系主要经论，他都已译出。中土瑜伽学系的规模，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他学说所宗，特别重视《摄大乘》和《阿毗达磨俱舍》二论。他译讲这二部论时，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觉得在中土道缺情离，不副所怀，一再决心西归都未得遂之后，才应道俗恳请而翻出的;他又仔细地治定译文，反复讲解，并特嘱弟子道尼等立誓弘传，可见他的恳挚之忱和郑重其事的态度。这两部论在印度佛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可以说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他重视两书，显示他对于整个佛学体系的理解和弘法重点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