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亿万年天地造化，铸炼成苍山洱海刚柔相间的丰韵；

　　千百载人文沧桑，酿造为南诏大理依山傍水的文明；

　　四时间风花雪月，熏染着白族文化深厚丰满的底蕴。

　　千年古刹终于启开山门，回荡晨钟暮鼓，飘逸紫烟檀香……历史将铭记这一时刻——公元二OO六年的七月十二日。中国佛教协会、云南省佛教协会为崇圣寺开光举办盛大典礼，共庆“佛都”重辉。海内外高僧大德齐聚崇圣寺，共襄开光盛典。而此时的我，遐思在苍山与洱海里漂浮、心灵在历史与现实中撞击，情怀在兴衰与毁誉间激荡……

　　公元七一四年，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苍山脚下、洱海之畔，勤劳智慧的白族先民，在其贤明、睿智的南诏君王的倡导下，人挑肩扛，在当时被中原地区称之为未开化的“乌蛮”“白蛮”之地，矗立起巍峨的三塔，同时，一座命名为崇圣寺的净土圣地、庄严佛刹，首次向雄居中原的汉民族展现了妙香佛国的风采，农耕文明的丰姿。白族先民肩挑的决非通常意义上的砖瓦，而是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担荷起如来的家业，在整合各民族优秀文化、圆融各语系灿烂佛教文明基础之上，架构着斑斓丰富的南诏大理国辉煌文明。因此，被喻以“佛都”美誉，被赋予“王家寺院”尊称的崇圣寺，千百年来，在大理各族民众的心目中是那样的崇高，那般的神圣。

　　然而，世事变迁，诸法无常，历经地震、兵燹、匪乱等天灾人祸折磨和摧残的崇圣寺，终于在一百五十年前彻底被毁。从此，大理的土地上，只见三塔形影相印，不闻佛寺晨钟暮鼓，崇圣寺堙没，而他的另一称谓“三塔寺”，也是只见三塔不见寺，名存实亡。

　　历史是不甘沉沦的。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沉默，大理政府部门终于在世纪交会之际，动议修复崇圣寺，让曾经照耀西南边陲各族民众的灿烂南诏佛国文明，在今世重放异彩。当新世纪的缕缕曙光映照苍山颠峰之时，古老的崇圣道场为之展新颜；当千僖年的茫茫晚霞抹红洱海湖面之际，悠久的妙香佛国呼之而欲出。七年过去了，当重放的莲花终于结成正果，一座气势恢弘、融合白族、汉族建筑特色，圆融各族佛教信仰的崇圣寺，终于巍然耸立于南诏大理古国的土地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崇圣寺相继修复钟楼，重铸 “建极大钟”，重开“聚影池”、重建“雨铜观音殿”。随着新世纪的跨入，崇圣寺开始了重显“佛都”风采，再展“王家寺院”风范的大规模重建。重建的崇圣寺金碧辉煌，气势磅礴，仅寺院仿古南诏风格建筑群落即占地六百亩，寺院中轴线总长达四公里，其木雕长卷《张胜温画卷》长达一百十七米，堪称世界之最；露天竖立之巨大的五方金刚杵，恒转不息的硕大转经筒，在南诏大地，印刻着古老雪域宗教的深深烙印。

　　自东向西，洱海、三塔、寺院、点苍山交相辉映；自南向北，大理新城、下关古城、上关花市，直追难以从记忆中褪色的茶马古道驿站喜洲古镇。自然与人文在此相应，历史和现实在此交会，世俗与佛国在此和谐……。

　　我不竟感慨：无怪乎七月十二日，会云集摩肩接踪的各地各族信众于崇圣道场，能吸引五湖四海的各省各国的大德于妙香佛国，为寺院的佛像开光。对于世间而言，再辉煌庄严的典礼，终究会谢幕。然而，妙香佛国的精神世界所奏响的华彩乐章，却将穿透历史，由过去而影响现实，由现实而熏陶未来。崇圣寺特别庄严辉煌的开光典礼，所折射的是人类在追溯辉煌历史，祈愿灿烂未来，讴歌繁荣现实之中，追求和推进人类与自然、宗教与世俗、历史与现实的和谐，那是人类最为可贵的、值得珍视的崇高而神圣的宏愿与境界。

　　面对云雾绕撩的苍山之颠，我在思索，大理崇圣寺隆重热烈的开光，应该有其历史、民族、文明的综合因素影响，理当是南诏大理古文明积淀的绽露；我在思量，大理的妙香佛国、丽江的玉龙第三国、中甸的香巴拉国；大理白密、纳西东巴、康巴藏密；大理的恬淡闲逸之境界、丽江的舞路游翠阁之情怀、中甸的适度生存之原则。其中，不仅存在着比较人文学上的研究意义，也有着比较宗教学上的典型剖析价值。而这一切，需要我们从基础和源头做起……

　　二

　　与云南有缘，到过七彩云南不下五次。物华天宝、民族色彩斑斓的云南，带给我的是感叹满怀、文思泉涌。然而，我却未能为云南写下只字片语，究其原因，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广博深邃的宗教文化、美丽奇特的自然现象，令我深感笔力浅薄，无从落笔。

　　确实，云南是西南边陲令人心驰神往的乐土，大理三塔寺更是云南旅游文化的亮点。崇圣寺的修复开放，为这一亮点注入了丰富内涵。当代香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天龙八部》释名中写道：“这部小说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教。许多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天龙八部包括八种神道怪物，以“天众”和“龙众”为首；这恰好是大理国著名画家张胜温所绘著名画卷《大理国梵像卷》中的重要内容。而小说中描述的“天龙寺”就是曾经辉煌的崇圣寺。大理这块神奇的土地，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妙香佛国”的美誉，启迪着人们去探寻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轨迹与历程。过去，我一向注重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过程，特别是公元前后一段历史中的西域佛教；那是与中原汉传佛教的形成、演变、传播、融合有着重要联系的扣环。而对于以“蜀身毒道”为主干线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传播，却未予应有的关注。由此，自己对于中国佛教的传播历史的了解是不全面的。南诏大理佛教的研学，向世人展示了流淌在茶马古道上的佛教文化、信仰类型的独特魅力；也折射出西南各族的民族文化与佛教信仰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七至九世纪，在云南的洱海和滇池地区，曾经出现过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即南诏国。西汉元封年间，雄才大略兼穷兵黩武的汉武大帝，发巴蜀兵征云南，滇王投降，汉武帝以其故地置益州郡，下辖二十四县，其中，大理地区那时为叶榆县，从此洱海地区便完全置于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之下。隋末唐初，天下大乱，伴随着中原大地的群雄逐鹿，云南境内也深受感染，部落支离，各据一方。此时洱海地区有各地方割据政府先后崛起，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因地处南部，又称南诏。南诏经过三代积累，在经济或军事实力上都远胜其它五诏，在第四代君王皮罗阁统率下力统一洱海地区。唐王朝于开元二十六年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归义”，该年是南诏成为云南王之滥觞。令人深思的是，强盛的中原唐朝，在西北边陲的敦煌建立了“归义”军，在西南边关则设立了“归义”王，这决非巧合，而是雄居中原的汉帝国对于周遍少数民族政权的怀柔、安抚。南诏能统一六诏，进而统一云南，崛起于滇中，决定性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二是唐王朝的长期扶持，三是借助佛教的力量。南诏共传十三代王，历时一百六十五年。

　　南诏统一云南前，在这地区的民族所信仰的是原始宗教。南诏中后期，南诏统治者开始推崇佛教。白族历史传说中 “观音伏罗刹”的传说，反映出佛教战胜原始巫鬼教，而成为南诏统治者所信奉之宗教的过程。崇圣寺的建造，则是南诏国朝廷将佛教逐渐推为国教的里程碑。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所信奉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密宗与本地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有自己独特的阿吒力教，许多专家学者称之为“滇密”或“白密”。阿吒力教始自公元七世纪初叶，由古印度经“博南古道”传入。皮罗阁统一六诏后即在大理地区流行。

　　在南诏、大理国时期，“阿吒力”教一直是国教。继南诏国之后的大理国，更是一个奉佛教为全民族信仰的白族地方政权，第一代国王段思平酷爱佛教，《南诏野史》说他“好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大理国二十二代国王中，就有九位于崇圣寺出家，这在佛教史上，实属罕见。使人不竟联想到中原梁朝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瑰丽奇观，以及梁武帝四次舍去王位、出家同泰寺的情景。“人不论老幼，手不释念珠，年内斋戒余半，”有“妙香古国”之称，而崇圣寺有 “佛都”之美称，也深刻地印入了徐霞客的记忆之中，留在了他的《滇游日记》的记载之中。

　　三

　　世人多有津津乐道于“上海的风花雪月”者；而云南大理的旅游解说词中，也充盈着南诏古国的“风花雪月”，令每一个旅游者遐想无限。

　　其实，所谓风花雪月，其含义可谓是褒贬相间、其表述可谓雅艳互具：宋代著名的易学大师邵雍说过：“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此中喻风花雪月为四时，由四时景色的转瞬即逝，透露着道家的“无为”而笑谈天下诸事的处世之道；清代蠡勺居士断言，“使徒作风花雪月之词，记儿女缠绵之事，则未免近于导淫”。感叹中，赋予风花雪月以闲情逸致、浮华空泛之义，时时显出对所谓的消遣文化的鄙弃之感；《南宫词纪·绛都春·四时怨别》感慨道：“风流空惹下风流业，又担上风花雪月，满怀心事，这离思教我对谁分说。”风花雪月又被渲染上了风情万种之境；明代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中则收录了一段“谚语至理”：“赊酒时风花雪月，饮之时流星赶月，讨钱时水夜摸月，喻世之无赖者”，在此，风花雪月被披上了花言巧语、虚与委蛇的衣钵。说实在的，我本非在编撰成语解释词典，而是作为一个上海籍的人氏，我至今无法理解所谓“上海的风花雪月”的确切含义。当我第一次踏上南诏古国大理的疆界，充耳所闻都是“风花雪月”，连导游小姐所装扮的白族装束，据说也是“风花雪月”之体现，使我不能不重新审视“风花雪月”的内涵了。

　　经过一番快速查阅过程，我才恍然有所领悟：大理的风花雪月之来历，与作为成语的风花雪月之间，并无内在的联系，而是集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之大成的大理南诏古国的胜景于一炉的美伦美奂之喻。此喻道出了大理四季的美妙和引人入胜，不经意间，与风花雪月的本意相吻合。

　　大理是一个文化古城，在中国边陲史研究方面，有着相当重要而典型的意义。其丰富的宗教内涵，是与其独特的西联藏区、东接南亚、北临巴蜀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如今，白族那明快而不失风姿的传统服饰，虽已嬗变为导游小姐的职业装，但其艳丽的风采，依然赢得无数初到大理的人们无限遐想专注欣赏。因而，大理在旅游者的印象中，似乎糅合着太多的粉脂气、过浓的女儿味。其实，这乃是一种错觉。

　　“秉苍山洱海之神韵，承南诏大理之荣光”的大理，以白族为代表的各族百姓，在远古时代，就开发了“玉苍银洱”的西南边陲。远在四千多年前，大理地区即有人类居住。曾被中原汉族政权贬之为“白蛮”、“乌蛮”的各族民众，以自身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共同创造了大理的历史和文化，创造了洱海文明。

　　“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在此交汇，大理因而位居连接东南亚、南亚的交通要道。“南方丝绸之路”，又称“蜀身毒道”，是一条从四川经大理通往印度及中亚的民间商道；茶马古道，则是滇川藏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它是以大理为中心往东经楚雄到昆明，再到内地；往南经巍山到茶叶主产区云县、凤庆及普洱、思茅等地；往西经保山到缅甸，再到东南亚诸国；往北经丽江、中甸到西藏，再到印度、不丹、尼泊尔诸国。在这条古道上，大理各族先民们早在二千年前就已做着马匹、茶叶、药材和皮毛的生意，也传播着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各族文化。其中，佛教文化和观音信仰，是民族文明的精神核心。

　　佛教传入大理的轨迹，《南诏中兴二年画卷·文字卷》有言：“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於蕃汉而来……”大封民国指南诏国，圣教指佛教密宗。又有《大理国僧分五类》载：“蒙氏崇道敬佛，而于城西建八大寺、四道观。其中最壮观为崇圣寺，国师居寺中。”到了南诏劝丰佑时，重用海寿大法师，法师献策：“以南诏为佛国，重修崇圣寺为护国大崇圣寺。”于是，崇圣寺香火更旺，成了著名的“佛都”，是国王、大臣和香客们礼佛的好去处。到了大理国时期，“国教”佛教更加兴盛。大理佛国香烟萦绕，十分奇妙，大理又被称为是“妙香佛国”。

　　其实，历史文献模棱两可，无怪乎学术界众说纷纭，集西藏传来、汉地影响、缅甸流入等多种说法。但是，文献中所透露的信息值得重视，南诏国时，在大理地区的僧众有来自西北的胡僧、印度大理的梵僧、藏族的蕃僧、中原的汉僧等。本来，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其东北部地接四川、贵州，其南及西北近缅甸、印度，西北面毗邻西藏。自古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佛教传入的多途径属情理之中。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和信仰体系，对于一个民族由印象的产生，到对其物质及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至最终成为民族的精神支柱，是需要过程的。因此，在此较长的时间段内，受周遍地区宗教文化和民族习俗的共同影响，将各族各家文化融本民族传统宗教和民俗于一炉，乃是文化宗教传播之通例。故佛教传入大理线路，大体为古蜀身毒道、吐蕃滇茶马古道、南诏缅甸古道。

　　目前大理地区发现之南诏写经，除几种经咒系梵文外，均为汉文；现存唐宋南诏大理国佛教建筑、古塔，其造形艺术、建筑风格，都系仿汉地唐宋时期的建筑，虽有创造、发展、自身风格，但受汉地佛教影响是明显的。特别是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艺术作品，如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中兴画卷、大理国梵画长卷等，深受中原汉地佛教艺术，尤其是四川佛教艺术的影响。剑川石窟与四川大足石窟相比较的话，无论是开凿起止年代、使用石质选择、造像艺术风格，借鉴模仿痕迹明显。著名画家、纳西文化研究者李霖灿先生曾经指出：《大理国梵像卷》的标题书法使人想到唐人写经，又使人想到敦煌。这一脉文化命线，显然和边陲本地文化无关，而与唐代以降的中原文化一脉相承。从大理唐宋时期的佛教艺术源于中原汉地，这可以证明大理佛教的主要来源是中原汉地。

　　当然，西藏和缅甸佛教文化对于大理佛教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四

　　密宗是最早传入大理的大乘佛教教派，白语称阿吒力教。阿吒力教供奉观音，对观音的崇拜胜于释迦牟尼佛。特别的是，大理的观音则是男身女相，细腰显足，呈现男身观音向女性观音过渡之特点，学者有称其为“云南福星”的。

　　大理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民间神话，都以观音菩萨为主角，连点化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逻，并辅助其建立南诏国的，也是观音，由此，在大理的佛教中，有“建国观音”之称。另外，源于南诏时期的“观音市”发展为如今白族文化象征的三月街……，大理数不胜数观音寺、观音殿，向我们昭示了白族佛教信仰中的观音，已经演变为民族的图腾崇拜。

　　阿吒力，意思是轨范师，或导师，白族语称为师主簿。他有妻室儿女，子孙世代相承。印度阿吒力到赞陀崛多时，在南诏保和十六年，即中原中唐后期的八三八年，经过西藏来到大理国。南诏王劝丰佑对其极为信任，尊封为国师，又许嫁族女越吴公主。从此，阿吒力在南诏国王族的护持下，大修佛寺，塑造佛像，吸收白族信徒，密教因此蓬勃兴起，历代为南诏大理国师。元代以后，阿吒力教在白族上层的影响力受到削弱，但往后的四百多年，其在白族农村依然盛行。到清康熙时，阿吒力的势力更进一步被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内地佛教的禅宗，阿吒力则被视为土教，为现代宗教学领域留下了“本主教”一名。

　　古代佛、道、儒三教并存于大理地区，其中尤以佛教影响最深最广，故中古时期的大理文化实可称为佛教文化。以汉字记录当地语言的“白文”，以及夹杂白文的六种与佛教有关的传世碑刻；发达的大理白族绘画、雕塑，以及相关的著称于世的大理石著名于当世；兴起于佛教盛行之后的大理白族火葬习俗；这一切，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传入南诏，受到南诏统治者信奉和提倡。佛教对于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稳定，于周遍信奉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民族的联系交流，有效吸收中原文化，起到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南诏王室受佛教影响，在外交上始终要求和唐朝维持平等关系。阁罗凤时代，因唐边吏的侵侮，认为“至忠不可以无主”，转与吐蕃结盟，仍有天下一主的观念。至南诏中晚期，结合佛教重新建立王室权威，则不再有“不可无主”的观念，而坚持和唐维持对等的关系，唐朝甚至要透过僧侣来和南诏建立外交关系。

　　五

　　南诏大理，中国七彩云南的民族集聚区，白族文化的发祥地，中华西南各民族融合与交汇的典型。无论其文化形态、民族风俗，还是宗教信仰、艺术特色、文字语言，都更多地受到了藏族、汉族、纳西等文化形态的影响。白族佛教信仰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丰富多彩的表现形态，对白族政治、社会、民俗的深刻影响，无疑提供了考察佛教对于民族文化、社会形态影响力的典型。

　　众所周知，白族地区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和南亚、东南亚联系的重要枢纽，因此，白族地区成为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并使白族文化成为一种具有世界价值的民族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形成，及重要影响力，是形成其民族文化特点的历史因素。为此，佛教的文化属性也无疑成为不争的事实。

　　大理佛教的发展，不仅受到了大理民族风俗的影响、地理环境的制约和改造，同时，佛教文化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影响和改变着大理白族文化，离开了佛教，就难以全面考究白族的文化模式。

　　白族独特的佛教文化价值，首先取决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大理地区属于青藏高原的南沿部分，高山南北纵列，怒江、澜沧江河谷形成一个天然通道，是古代氐羌南下与濮越北上的走廊。金沙江沿川滇边境通向华中，密切了古代南中与巴蜀的联系。南诏大理在地理上处于过渡地带。地理上的过渡地带也是文化上的边缘地带。云南东部是亚洲大陆，处在汉文化的西部边缘；西部是亚洲次大陆，处在印度文化的东部边缘；北界西北高原，处于青藏文化的南部边缘；南联中南半岛，处于海洋文化的北部边缘，自古以来即是多种文化交汇叠合的地区。先秦时期，秦蜀文化、古越文化和荆楚文化在此交汇。汉晋以后，大乘佛教、儒家思想，道教信仰和上座部佛教又在此交汇叠合，孕育出更加繁荣多样的文化。大理被誉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反映了大理在亚洲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出价值。白族文化在各个层面上都十分鲜明地体现着文化交流所形成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就是白族文化的价值所在。

　　所以，南诏大理的宗教信仰，作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部分，也表现为宗教信仰的多元性。白族的民间信仰、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以及儒家文化、道教信仰，在南诏大理这块民族和谐的大地上，和睦相处，声生不息，白族地区至今仍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佛教和道教文化中心。多种宗教共存共生，相依相存，构成了人类文化和睦共存的美好图景。白族宗教文化以特有的开放和宽容精神，创造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处的文化生态环境。佛教名山鸡足山上，大量的佛教寺院簇拥着鸡足山本主庙宇。道教名山巍宝山上，南诏土主庙鹤立鸡群；鸡足山主要奉持汉传佛教，但白族地区佛教密宗教派——阿叱力也有信徒到山上修持。此景此境，既体现了佛教、道教相当程度上民族化趋势，又充分展现了白族文化营造的文化生态环境，促使佛教、道教和本主信仰等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建立起平等交流、和谐共处的关系。这种文化精神及其生态环境，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与人类文化发展的时代脉搏相吻合。

　　文化的本质是人类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文化需要继承，但更需要创造。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可以说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但在如何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各民族文化表现得并不相同。白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可以说是极为突出的，但它同时又极有韧性地保持着本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因此，白族文化是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改造外来文化，将其纳入固有文化格局，从而创造出胸怀博大，同时又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民族文化形式。

　　佛教在大理国时期长盛不衰，《纪古滇说集》记述了这一盛况：“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念珠……沿山寺宇极多，而礼佛游玩者弗绝。”王室推崇引导，知识界也弘宣佛法，再则地近天竺，形成了大理国佛教炽盛、繁荣发展的局面。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著名学者袁嘉谷盛赞大理国佛教曰：“真佛化之妙境！盘盘数千里，悠悠数百年。婆娑界中坤舆广大，历史陈述未见有实行佛化如此之深且久者也。”

　　愿启迪人类智慧、给人类带来精神慰藉的佛教之树，在苍山洱海间，根深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