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宝

山

ShiBaoShan Mountain

一条道路与一个王朝的往事

题 记

两千多年来，人类历史上一条最伟大的文明传播之路横亘在亚洲大地上，当那些古道驼铃、山间马帮都已消失在时光的背后，这条道路只剩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丝绸之路。漫漫黄沙湮没了楼兰，热带丛林侵蚀了蒲甘，那些串联丝路的古城都已消失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似乎与丝绸之路有关的一切都只曾在史书中出现一样，很难觅到点点踪迹。也许20世纪开始考古发现中让我们重新找到了丝绸之路，但那些过于虚幻的发掘仍然难以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什么是丝绸之路？

其实我们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去演绎这条伟大的道路，就会发现丝绸贸易只是对它最粗浅地描述。当人类的目光越过中国的中部到西部的万里河山，突然会发现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路，龙门、云冈、麦积山、炳灵寺、马蹄寺、莫高窟、克孜尔、阿艾，直到阿富汗轰然倒下的巴米扬大佛……如果把这些石窟连接起来，令人惊奇的是，那竟是一条完整的丝绸之路的线路图。也许这条路应该叫石窟之路才对吧！无独有偶，另一条藏在中国西南崇山峻岭之间的丝绸之路，或者被称为茶马古道的道路，竟也是一条石窟之路，从云南的石宝山，四川的乐山、重庆的大足，同样通往西安。石窟，在千年后，它们成为了这条道路活着的见证，无论道路上运输的是丝绸还是茶叶，或者其它的货物，驮回来的却是佛，原产于印度的宗教。

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不仅是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存在的见证，还构筑了佛教传播的路标。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巴拉巴尔石窟群，信徒们雕凿佛的手印、足迹，以简洁明快的方式显示佛的存在和佛的睿智。在云南西南部的南传佛教地区有着许多这样的佛迹石窟，也许它们存在的年代还早于那些著名的石窟，伴随它们的是张骞在大夏国发现的蜀布和筇竹。

2500多年前，悉达多·乔答摩王子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他顿悟而来的心得演化成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当佛教在它诞生的本土日渐衰微的时候，沿着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却在东方的中国迅速生根、发芽、壮硕。从印度孔雀王朝开始，佛教传播的洪流便分别通过南北两条线路开始蔓延。南传佛教通过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进入中国，而北传佛教又分为两支，一支进入中国西藏，成为藏传佛教，而另一支从印度抵达西域，然后再由河西走廊沿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原，成为汉传佛教。当佛教沿着3条线路分别传播，形成了三大佛教支派以后，人们又突然发现，这三大支派的交汇点出现在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十字路口——大理，她的东方是汉传佛教的传播区，南方和西方是南传佛教的传播区，而北方是藏传佛教的传播区。我们完全可以说大理是佛教传播的接点。古代大理位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端，东往中原，西接印度，南连东南亚诸国，北邻土蕃，在这样的地理文化背景之中，佛教的进入必然会产生历史性的变革和辉煌。的确，大理不负众望。

从南诏国到大理国，在南滇之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佛国，大理国的君主们最终的归宿大多是走向了出家为僧的道路，这在中原王朝中是难以想象的，儒家的入世思想和佛家的出世思想水火不容。大理的佛教称为阿吒力密宗，阿吒力是梵文音译，意为“导师”。南诏时传入大理，后成为大理国的国教，阿吒力佛教是佛教传入大理地区后与当地白族文化融合后产生的独特佛教支派，阿吒力密宗与瑜伽派有密切关联，又被称为“瑜密”，这是直接受印度原始佛教的方面；密宗、男女双修、灌顶等显然来自于藏传佛教的影响；其宗教仪程则是传承自白族民间的巫术；而水陆道场、顿悟等都是汉传佛教的余音。在这样一个融汇了佛教所有支派，有着崇信佛教的良好环境，又有着商路庞大的经济实力支撑的地方，自然也就出现了一座伟大的石窟——剑川石宝山石窟。

有一种流传多年的说法：“北有敦煌，南有剑川”，地名背后代表的是莫高窟和石宝山，这两座石窟都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精品，同时也是南北两条丝路最具代表性的存在。石宝山因独特的丹霞地貌“石相可宝”而得名，这里的石头都是石质松软、渗水力极强的红砂石，雨水季节，满山的红砂石吸足了水分，到了干季，日晒天干。石头内热外凉，内部的水汽蒸腾而出，致使石头表层绽开道道裂纹以泻其气，天长日久，石头表面纹理交织，仿如朵朵绽放的石头花。山中森林茂密，佳木成荫，大白杜鹃、马缨花、山茶盛开于云南松林间，与山石相映成趣。林间还生活着200多只猕猴，有游客的时候，猕猴成群结队觅食而来，丝毫不惧游人，一把拽住人们的裤脚，伸出爪子到衣兜里乱翻，总要寻到点吃食才会离开。石宝山里隐藏着石钟寺、宝相寺、金顶寺、海云居、灵泉庵等寺窟，从唐代以来就是名胜之地。每年农历八月的石宝山歌会，来自各地的青年男女都要上山对歌，歌声彻夜不息。

我走过南北丝绸之路上的大多数的石窟，从周围环境看，都是隐藏在深山峡谷中，宁静而优雅，从根本上体现了佛国的核心——宁静。石宝山也不例外，赭红色的丹霞地貌，松球似的石头下隐藏着千古不化的宁静，记录了几个世纪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虔诚者的心迹。一个石窟，走进它不会忘记它，远离它又似乎是一种割舍，每一个石窟都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痕。每到一个石窟，我总会去眺望它、端详它、思考它。手中的资料虽然已给我各种翔实的记载，但我总不满足那些刻板的文字，而愿意去从那些雕塑、那些壁画、那些色彩中去发掘点什么，从一个洞窟走入另一个洞窟，从一个朝代走入另一个朝代，人们虔诚的面目是如此相似。

石宝山石窟从公元850年开始，历五代至南宋，历时300多年雕凿而成，共计16窟，计有雕像139躯、石兽2只、岩画3处、造像题记5则，分布于石钟寺、狮子关、沙登箐三个片区。佛教的石窟，自然充斥着各种佛像，这里的明王堂、阿嵯耶观音在中国的佛教石窟中都是独有的，展现着南诏、大理的佛教艺术；而甘露观音像也堪称佛教艺术的精美之作。但在我看来，石宝山石窟的价值不在于佛像，而在于它记载了一个古国的历史。

南诏不像中原的王朝都有史书，所以留下来的大多是传说，或者是《新唐书》里的只言片语，两百多年的盛衰兴亡，多少人的悲欢离合，竟是数行字就过了。中国的历史是帝王将相史，把他们用石头雕刻下来，唯有石宝山。这里为我们留下了曾经威震南滇的南诏国最著名的3代君主和大臣的造像。把帝王的造像放入佛教的石窟，大概与大理国崇尚君主出家有关，不象中原的帝王那么遮遮掩掩，龙门石窟里那尊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据说是按照武则天的面容雕凿的，但它并没有叫做“武则天像”。而石宝山上的帝王们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他们大张旗鼓地雕凿帝王将相的形象，并且命名为细奴逻的“全家福”、“阁逻凤出行图”、“异牟寻议政图”。南诏第一代君主细奴逻仍不失一个巍宝山上的农夫的样子，没有太多的帝王尊严，怀抱着幼子面带笑容。到了第五代君主阁罗凤，这位用鲜血和宝剑击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的伟大君主，开拓了南诏广阔无垠的疆土，他的雕像充满了肃杀之气，红色的砂岩仿佛浸透着战士的鲜血，左右簇拥着披虎皮衣、插牦牛尾的武士战将，见证着这位君主的力量和伟烈丰功。南诏第六代君主，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在属于他的石窟和他的时代，讲述着两个字——和平，这位厌倦了战争的君主，要让苍洱之地恢复亘古的宁静，在他的手上，南诏与大唐重归于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南方丝路进入了一个全盛的时期。异牟寻的石窟中，这位君主带着安详的面容，周围都是文官，雕塑家还在他的前面雕刻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孩子，犹如一个天使。

千年前的雕塑家们不仅讲述了帝王的历史，宗教的历史，还讲述了古道的历史。沿着南方丝路而来的印度人、波斯人被永远地记载下来。莫高窟里有佛，却没有人；有生命的造像，却没有对生命秘密的探索与诠释。在石宝山，不仅有人与佛，甚至还有生命的出处一一阿盎白，一个夸张得令人叫绝的巨大的女阴。那是生命的渊薮。再没有一个石窟会有这样的大胆了，佛教的戒律里严禁女色，但石宝山石窟以它对佛性与世俗的兼容，雄辩而又生动。

在这个远比其他著名石窟小得多的石宝山石窟里，在这个红砂石构成的石窟里，包容着一段历史，一个王国，一个民族，和整整一个辉煌的时代。一个与大唐相始终的王朝，一个曾经强盛得威震南亚的王朝，在石宝山石窟落成1000年以后，南诏国已凝结在石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