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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六十年,挣8000万两银子,乾隆帝怎么花

发布时间:2024-08-27 03:00:53作者:金刚经注音网
在位六十年,挣8000万两银子,乾隆帝怎么花

[摘要]其尊宠藏传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兴黄教,安众蒙古也。”花这么多钱,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个人信仰。

大清内务府令牌。图源网络

作者:冯翊

上篇说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总共挣了8000万两以上白银(钱怎么来的,可返回去看上篇《执政六十年,乾隆帝坐拥三大私人金库,赚了多少钱》),这篇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

好歹也是康熙帝与雍正帝都看重的人,乾隆帝的治理能力不会太差。

据清史学者赖惠敏的研究,这些钱,乾隆帝没有满足个人私欲乱花,大多数拿来修建藏传寺庙、供养喇嘛了。

为何要把钱往这方面投?因为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花钱这方面,乾隆帝比大明朝的许多皇帝要高明多了。

|钱是这么花的

首先说说这8000万两以上的银子是怎么花的。

需要说明的是,8000万两银子躺在内务府的银库里头,并非户部的“国库”。前者是皇室财政,由皇帝私人支配,供给皇室开销。后者是国家财政,遇到赈灾以及军国大事,户部必须拿出钱(二者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有时互通,但据乾隆帝自己说,乾隆朝中后期内务府已经拿钱匀给户部了。)。

内务府的钱,首先当然得解决皇室的吃穿用度,譬如买瓜果蔬菜、五谷杂粮等。这项皇室支出,多有固定数目。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的开支得有约100万两~150万两银子,乾隆三十年以后支出增长,每年要花掉近200万两。为什么会多呢?因为物价越来越贵了。

皇室买衣服花费不多,并非因为帝、后节俭不爱换衣服,而是买衣服的钱,由户部提前拨给江南织造了。何况,还有人时不时地进贡龙袍制作布料。

乾隆帝庆寿时穿的明黄色缂丝彩云福寿金龙纹龙袍。图源网络。

所以这部分钱,或由国家财政代劳,或由别人送。乾隆帝不需要额外操心。不过,钱也不多,像户部也仅每年拨款14万余两而已。

另一项支出是赏赐。遇到节庆,譬如遇到皇室成员的生日、千叟宴、元旦等,内务府得花钱置办并赏赐。接见蒙古王公、喇嘛时,乾隆帝亦不吝惜“回礼”。这些钱每年约在六万到十多万两之间。

但上述都不是大头,最大的开支是修缮费。

修宫殿、修园子、修寺庙、修陵墓,像圆明园、万寿山、长河工程、永安寺营建,雍和宫修缮、改造工程等等,都是大手笔,都要花大钱,不动则已,一动就是几百万两 皇室几年的伙食费全砸进去。

所有修缮费中,尤以修建藏传寺庙为最贵。

乾隆十六年,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兴建就花了400多万两。乾隆三十三年以后,乾隆帝又在北京、热河地区大建寺庙。在热河,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庙等,又在北京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在西苑附近建万佛楼、弘仁寺,香山附近建宝谛寺,内城又有护国寺、化成寺、隆福寺等寺庙,加上清初以来的建设,北京城内已有32座寺庙。

雍和宫。

寺庙繁盛,造价不菲。终乾隆朝六十年,仅乾隆帝花在北京寺庙修建费上的钱,就超过一千万两,热河的寺庙支出约在五百万两左右,这还不包括供养佛事人员的长期费用,譬如请喇嘛赴京诵经费、寺庙举行礼仪的各种物件置办费,如香油、蜡烛、铜料等等,还有喇嘛本身的吃穿用度,这些多是乾隆帝自掏腰包。

内务府的一项用项清单显示,乾隆八年到六十年的五十二年内,总共有45000余笔资料,与宗教有关的项目竟占一半,有两万余笔,真心花钱如流水。

|为什么这么花

精明的乾隆帝为何要在寺庙上出手如此阔绰?

为了稳定蒙古与西藏。

清代,喇嘛教已一统藏人与蒙古人的信仰世界。对清廷来说,稳固边疆,必先稳定蒙、藏地区,而笼络两族,最好的方式便是尊崇二者的信仰,即喇嘛教。

所以,清廷刻意在明代防卫蒙古的九边沿线,如热河、北京、归化、五台山、甘肃、青海等地,修建大量喇嘛庙,筑起一道“宗教长城”,用意就在于满足藏传佛教徒的礼佛需求,以免蒙古人潜入西藏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勾搭”。

乾隆帝的山寨版“布达拉宫”,承德普陀宗乘庙。

在这条宗教长城中,清廷刻意将北京与热河打造成喇嘛教的信仰中心。

高中历史教材里讲到清廷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时,会提到“金瓶掣签制度”。这一决定达赖与班禅人选的仪式,乾隆帝将其设在雍和宫,乾隆五十八年,又仿金瓶掣签制度,在雍和宫设金奔巴瓶,抽出蒙古宗教领袖“呼毕勒罕”。皇帝还成功说服蒙古人,转世灵童必须来自藏地。

清廷又为喇嘛设置等级,授予喇嘛“名号”、印信,不同级别的喇嘛享受不等的津贴,喇嘛若想求晋升,必须往北京跑。乾隆帝还请喇嘛“上师”来京作法、祈福,大建佛寺尊崇、供养、培训一大批驻京喇嘛,不惜斥巨资将雍和宫改造成喇嘛庙,当作“上师”乃至“活佛”的驻地。又在热河修建一座山寨版“布达拉宫” 普陀宗乘庙,让来热河朝觐、礼佛的蒙古人,有身在拉萨的即视感。

依靠金瓶掣签制度,喇嘛名号的授予,清廷牢牢掌握了宗教权,通过广修藏传佛寺,又在蒙藏两地赢得了权威,利用宗教消弭了长期困扰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

乾隆帝佛装像。

何况,乾隆帝本身亦信仰藏传佛教。当皇子时,乾隆帝就接受了章嘉国师的灌顶,即位后,学习佛法,又常常跪着顶礼三世章嘉呼图克图(活佛之意)的脚,时不时地去雍和宫听戏、讲经。在位60年间,49次巡幸热河举办或参加宗教活动。他又请画师创作佛装像,画中,皇帝位居中央,蒙藏两地的宗教领袖环绕周围,以此暗示自己是“人间佛祖”。

其尊宠藏传佛教如此,一言以蔽之,“兴黄教,安众蒙古也。”花这么多钱,首先是政治目的,其次是个人信仰。

又所谓“安”,主要目的是“销蚀”蒙古经济。清廷认为,让蒙古人丧失斗志的重要因素是全族礼佛,既然如此,不妨投其所好,大修寺院,寺庙越多,布施越多,特别是蒙古贵族,更不惜血本贡献喇嘛,求得宗教安慰。

这客观上使蒙古经济衰退,长城内外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大为稳固。

最后,以赖惠敏在《乾隆皇帝的荷包》里的一段话,来表扬一下乾隆帝:

就统治宗教策略的历史脉络来说,元代宣政院所辖官寺占用民田数十万亩,消耗天下之财;明代皇帝在京师供养大量藏僧,频繁举办佛教法事、兴建寺庙、造塔,造成国家财政危机。

相较之下,清朝修建寺庙由内务府负担,未造成国家财政问题……比明代和蒙古战争每年动辄耗费七八百万两白银来说,更能呈现清代成功的统治策略……清代的蒙古人已经不是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而变成了虔诚平和的民族。

十九世纪中国面对外强压境,士人都联想到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时态度傲慢无礼,错失西化的机会。但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征服新疆、蒙古等地,为了和他们建立良好关系,大量心力花在宗教政策、财政挹注、建立驿站等,或许他没有前瞻性看到十九世纪中国的没落,但中国至今能保有广阔国土,乾隆皇帝对边疆民族的策略还是值得探索的。

赖惠敏著:《乾隆皇帝的荷包》,中华书局201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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