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居士悟道因缘
大元丞相耶律楚材居士,万松行秀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字晋卿,法名从源,号湛然居士,辽东人。耶律楚材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极群书,通天文、地理、律算、术数、释老、医卜之学,深得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之宠任,凡朝中军国庶政,都必先咨询他而后行。大元帝国之伟业,耶律楚材居士的辅佐之功极大。
耶律楚材居士之所以能当此大任,得力于佛法对他的薰陶。
楚才居士二十多岁的时候,居燕京。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开始留心祖道。
他最初参礼圣安澄禅师,经常举自己在阅读《古尊宿语录》时所得之语句,向澄禅师请益。澄禅师间或对他的见地给予认可。于是,楚材居士便自以为已经开悟了。
随着金辽元三代的急剧变迁,楚材居士虽然一直身居高位,但是求道之心却越来越恳切。后来他又前往参礼圣安澄禅师。当他再次谈及先前得到澄禅师认可的一些观点时,澄禅师却突然翻脸不认。
楚材居士感到非常疑惑,便问澄禅师这究竟是何原因。
澄禅师解释道:“昔公居要地,易为喜怒。又儒者多无谛信,惟搜摘语录,以为谈柄。故予不即痛下钳锤耳!今揣公之心,果为本分事问予,予岂敢更辜负乎?于是乎不吝苦口。然予老矣,有万松老人者,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公能见之,自当了公大事。”
楚材居士于是前往报恩,礼谒万松行秀禅师。在其门下,楚材居士杜绝人迹,屏斥家务,精勤参究,废寝忘食,不避寒暑,凡三载,终于得到了行秀禅师的印证。
楚材居士悟道后,成功地将佛法应用于他的政治生涯。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不以富贵动其心,日理万机,而神明淡泊。他个人的生活极为简朴。
一日,万松行秀禅师上门造访,正好碰见楚材居士啖菜根、吃脱粟,非常惊诧,说道:“不太俭乎?”
楚材居士道:“昔燕京被围,绝粒六十日,予守职如平常。及扈从西征六万余里,备历险阻而志不少沮,跨昆仑、瞰翰海而志不加大。汪汪法海涵养之效也!”
在跟随成吉思汗西征的途中,楚材居士曾经写过两首诗,非常有名,反映了他悟道后入廛垂手的自在胸襟——
过天山和上人韵二绝
其一
从征万里走风沙,南北东西总是家。
落得胸中空索索,凝然心是白莲花。
其二
一入空门心畅哉,浮云名利也忘怀。
无心对境谁能识,优钵罗花火里开。
楚材居士在西征途中,曾经请行秀禅师评唱天童正觉禅师的《颂古百则》。行秀禅师颂成之后,编成《从容录》。楚材居士特地为它的印行撰写了序言,中云:
“予西域伶仃数载,忽受是书,如醉而醒,如死而苏,踊跃欢呼。东望稽颡,再四披绎,抚卷而叹曰:‘万松来西域矣!’”
楚材居士在辅佐太祖、太宗的时候,时刻都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在家佛子应有的慈悲济世的精神和护持佛法的使命。
太祖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每有战伐,楚材居士皆随军策谏,阻止了元统治者的一些极端做法,避免了无辜杀戮,保护了大量被征服地区生民的性命。太宗即位后,楚材居士官至中书令。在他的建议下,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均赋税、正官制、兴文学、核工匠、平权量等,使饱受战争创伤的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
元主西征之前,有司上奏,建议征调五台山等地僧徒中,能咒术、通武略、有膂力者,组成一只队伍,随军西征。楚材居士上谏元主云:
“释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杀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证鹅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虽死不犯。用之从兵,岂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无志行。在彼既违佛旨,在此岂忠王事?故皆不可从王师也。”
元主觉得楚材居士说的有道理,僧人从征之事也就没有实行。
后来,大夫萧守中又上奏元主,要求废除佛教僧团,理由是:“沙门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国累民,必此类矣,请除之!”
楚材居士驳斥道:“人之生也有天命焉,人力所不能夺与者也。世有辛苦而饥饿者,有安逸而饱足者,修短苦乐,寿夭穷通,万状不齐,虽孔明之智,项羽之勇,颜回之贤,仲尼之圣,亦不能移其毫发,岂彼沙门能穷吾民、耗吾国耶?故万世之在天下,天与则生,天夺则死,沙门亦天地间一物耳,其亦天养之也。天且宥之,子独不容,隘亦甚矣!”
在建议元主施行教化方面,楚材居士善用佛法的智慧,将佛法与世法圆融起来,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主张。在《西游录》中,楚材居士写道:
“甚哉,生民之难治也!速于为恶,缓于从善(学习作恶快得很,学习为善则慢得很)。急导以善道,犹恐不悛其恶,何况迁延而有所需者乎?速以能仁不杀、不欺、不盗、不淫、因果之诫,化其心;以老氏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圣人之道,若权衡然,行之于民,则民之归化,将若草之靡风,水之走下矣。然后上策于朝廷,请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若然,则指太平若运掌之易也。”
楚材居士尊崇三宝,在他的影响下,朝野奉佛者甚多。加上他推行仁政,化解了元朝苛政,造福于一人,真可谓菩萨乘愿再来。
元太宗驾崩后,皇后称制,重用奥都剌合蛮。楚材居士屡谏不听,为太后所忌。后愤悒而卒,春秋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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