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寨雒容的高岩景致绝佳，最可观之处在三岩，统称高岩。岩口东南向，自下而上分别为观音岩，以设观音菩萨而名；龙盘岩，形似游龙，宋代称为“厨岩”；右通入白象岩，石壁浮形，明初《寰宇通志》已有“有石如象形”之语。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五至其地，游观之余，间记壁间题刻，渐次注意到其中三件摩崖涉及“崇福寺”至关重要的史实。然而，自北宋起，存世的全国总志、明清《广西通志》、乾隆《柳州府志》、乾隆《雒容县志》、民国《雒容县志》和新编《鹿寨县志》等未记其目。千年之前的禅宗寺院已被遗忘千载。

熙宁四年（1071年）《重修高岩厨门记》记载“崇福寺西有山曰高岩，居僧相继焚修，废兴不一”，知高岩外北宋时已有佛寺名“崇福”，其址倚岩麓而立。立寺年代为时久远，参考广西佛教传入以及柳州区域佛寺建立史迹，崇福寺建立于唐末五代，至迟宋代初年为可能。熙宁年间的崇福寺已成游观胜地。僧释疏凿岩间通道，又缘山麓“层甃鳞级”，以利登览。此记题款“熙宁四年辛亥三月十五日，野叟张森述谨记”。张森又有《县西山高岩有三洞乃成诗留题于壁》，知为同时之作。另一诗刻题有“乙巳春岁首春一日，洛容令尹董瀚仲容因职事寓崇福”之语，记友人“访高岩山”“携茶一啜，濡笔以识岁月”之雅，题下小字有“修山智道”，知“乙巳”应该是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

南宋时期禅寺有开堂演法的佛事盛举，见于观音岩壁淳熙四年（1177年）十二月的“开堂演法疏请”，落款：“迪功郎权昭州军事推官林亦卿押、迪功郎权签书昭州军事判官厅公事刘瑞押……”禅寺开堂演法出席主持者一向为当地官员，如嘉定七年柳州报恩寺举行开堂仪式，镌刻有《报恩光孝禅寺开堂疏请》，题名者柳州知州、司户参军、推官、判官等。洛容（今雒容）一向为柳州属县，为何请昭州州官主持？必待决此疑惑。考证发现，高岩崇福寺开堂演法与王光祖有特别因缘，而在此之前，王光祖曾任过一州之尊的柳州知州之职。

宋代柳州佛教事业兴盛，与士大夫大力提倡很有关系。迎请祐公长老开堂演法，佛事活动体现出官方色彩。柳州为朝廷安置贬官之地，绍兴初王安中寓柳时居住于天宁寺，又行游至高岩题诗刻石于观音岩壁。南北宋之交，中原动荡，百姓流离，大量人口南迁流居广西各地。柳州佛教事业在南宋时达于极盛，与希冀皈依宗教之文化心理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僧释往往选择山林胜地以清静潜修，拓殖本领极强，刻苦耐劳，敢于冒险犯难，往往一瓢一笠即可行脚天下。随着佛寺建立，虽远处山野，亦有士夫民众慕名而来，求证问果，崇福寺也因此成为一地名胜。

明崇祯间汰如明和撰《补续高僧传》时，“踏破铁鞋，残碑断碣，搜采殆遍”。“残碑断碣”或蕴藏典籍文献未载之旧事，正如崇福禅寺院得以识读揭示之例，由此补广西佛教传播及僧释修持史迹之缺佚。

崇福寺为宋代柳州宗教文化重要史证，存在至今时越千年，而一直未见史志记载，原因何在？宋代广西经制州一级多纂修志书，然柳州旧志久佚，仅存片断于《舆地纪胜》。宋代广西佛教久已普世化，各州县多有佛寺设置，柳州所属马平县、柳城县多至数寺，而洛容县未记一寺，以当时收集文献未及所致。

崇福寺在高岩之麓，宋代之后未再见崇福寺名称。明清时期，高岩佛事已移入观音岩，天启四年捐建“石门”、未详年款捐银米“功德”题名是寺庙供养、修建直接证据，也见于乾隆《雒容县志》、民国《雒容县志》的记载。此明清时期佛事，与宋熙宁崇福寺传法世系已无法确定。如今观音岩仍以岩为殿，称“高岩禅寺”。其实，高岩佛寺千年之前名“崇福”。